关系。
在什么条件下，上面所说的“完美”，也即一种对“我们”的统一性的欲求，尤其是认知的欲望，才有可能实现？答曰：条件是理性的缺陷得到保护，也即“进行区别所依据的原则”这一需求得到保护。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要知道在什么条件下，这样一种需求，也即这样一种缺陷，才能得到保护—也就是要知道它是否会受到威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会受到什么样的威胁。
然而，理论理性的这一需求—它是实践理性的一种义务，对于实践理性而言，“如果我们想要做出判断，我们不再迫于假设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必须’进行判断”—意味着，在技术科学的时代里，准则的问题必然体现出一种需求和一种义务之间的联结，也就是说它从属于某一“意愿”的领域。技术科学向我们明确宣示的问题，技术科学针对我们的目标—也即某一“我们”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使我们能够像“我”那样得到投映——所明确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
技术科学之所以向我们明确宣示了“我们想要什么”这一问题，是因为理性而今被迫去投映的虚构和技术科学一样，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再描述现实而是“发明”可能事物的科学的虚构。这还是而且一直是发明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技术科学对专利更感兴趣，对“发现”却不太感兴趣)，也是发明的“接受”的可能性问题。技术科学不可抗拒地造就了无数可能性，面对着这些可能性，它问我们到底想要什么。这使当前的知识惧怕不已，使之完全迷失了方向：由于缺乏必需的准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但是正如尼采所熟知的那样，我们又不能不想要什么，尼采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这就是“存在之痛”与“本体论差异”的含义。
我们如果想在这样一些问题中有所突破，就必须试着对技术科学进行某种批判，也就是说去理解技术科学所造成的震动。技术科学远远没有体现现实物的各种可能的模式，而是开发了诸多可能性，现实物不过是将这些可能性短暂地具体化而已，只是某个过程中的一个片刻而已，而且总是处于演变之中，终将发生转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说过，在古代，稳定性是法则，变革是特例，但是在当今这个持续创新的时代里，稳定性变成了例外，变革则成了法则。后果是不计其数的，其中一个是：在生物科技工业看来，生物似乎是进化的某个时刻可能出现的事物的一种状态，而且为了使这一进化继续进行而通过一些新的手段来修改这一状态，这根本不是禁止之事，而那些新的手段确切地说正是通过对包括基因材料在内的持留机制的控制而得到的。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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