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这一可能性与“存在”的法则相互矛盾:这是“存在”中的一种“非存在”，是一种虚无，是一种虚幻的且最终都将显得无力的摧毁力—仿佛见习巫师的摧毁力，因为他就像爱比米修斯那样，总是很晚之后才觉察到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可控制的后果。
在古典时代，科学是纯粹述事性的典型，但是与此相反，技术科学生产出来的科技(其目的在于发明)的本质其实是行事性。技术科学的发明—它的接受被称为创新，因为它带来了一个使“存在”发生转变的新事物—远远不是描述存在之物，也即描述现实，而是对某一可能性事物的记录，该可能性事物处于“存在”之外，也即处于对“存在”的现实性的描述之外。相对于本体论而言，技术科学的发明具有他律性，受到外在法则的约束，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作为纯粹的偶然性而加以理解。
现实性仅仅在次要层面上才与技术科学有关，它是一块跳板，借助它，技术科学得以走向一些新的可能性。
只要科学仍然是古典科学，它就会将技术的他律性视为“存在”转变过程中的短暂表象。对科学而言，这一转变只是假象，而且将一直保持这个样子，除非科学丰富了它对永恒的“存在”的描述，将技术的可能性作为“存在”的简单模式而融合进自身，并且由此消除了技术的新颖之处，使其与科学话语所言说的现实的理想身份相吻合，同时将本质与意外事件分离开来。在这里，技术发明所揭示的、表面上看起来全新的可能性事物，事实上已经包含在现实之中。我们前面所引用的康德的言论，其含义恰在于此。
当科学不再是古典科学，它对保持“纯粹述事性的一种典型”的追求也就减弱了:作为技术科学，它本身变得具有了行事性。可能性不再是现实的一种模式,而是现实变成了关于可能性的一种短暂的(具有时效性的)观点。从此，可能性与现实性分道扬镳。科学对所有可能性进行研究，它不再因“存在”的理想性而驻足不前。对此，尼采曾有过描述，并认为这是“强烈意愿的虚无阶段”,胡塞尔以此为“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则认为这是“世界的图像的时代”(Zeit des Weltbilds)，也是“构架”(Gestell),可译为“arraisonnement”①,或按照字面含义译为“dispositif”(机制)。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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