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其中描述的述事性与记录的行事性之间的差异消除了。事实上，正是分子生物学理论的成就使基因排序技术和“基因”处理技术得以出现，但是如果弗朗索瓦·雅各布①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DNA结构的发现使达尔文主义最终得以作为拉马克理念的对立面而建立起来，同时证明“基因程序并没有从经验中获取任何教益”—换言之，也即高等生物的生命法则不是别的，正是生殖细胞和体细胞之间、物种的遗传记忆和个体的神经与文化记忆之间原则上相互隔绝——那么，基因排序技术和“基因”处理技术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就对生物学理论提出了极大的异议。②然而，对某一基因序列进行处理的遗传学家创造了一类新型的生物学事件，在此事件中，某一高等生物的体细胞记忆进入到了生殖细胞记忆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从高等生物的生命“法则”这一角度来看，这种生物学事件处于法则之外，也即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可能性事物之中，而它的本体论只能预言它将造成一系列意外事件。
此外，这同时也意味着，对现实物的发现已经变成了一种使该现实物失去效力的发明，因为遗传学家不再是描述生物的现实，而是将某一新的可能性事物引入到生物之中，这一可能性事物此前并非包含在生物之中，因此也就不是“现实的一种模式”。
或许还须指明一点，即该可能性事物已经处于技术人员这类人之中。然而这样一来，这一技术可能性就迫使生物理论接受以下观点，即技术是作为参与生命现象的结构介入到生命之中，并将它的形式确立下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使发现与发明成为可能的各种第三持留的后种系生成的载体。
技术与时间
① 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Jacob,1920—),法国生物学家，曾于196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译注
② 在《迷失方向》(出处同前，自第176页起)中，我曾用了很大篇幅深入阐述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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