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科学这一关键形势进行分析，为了判断技术科学各种虚构的性质而建立某种准则，提出并回答“我们想要什么”这一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技术生命”(也即发明和制造的生命)本身是什么—至少从四百万年前第一批石器工具出现之时起，技术生命就已经不断动摇了本体论的公理:这就是我们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试图阐述的问题。
随着外在化过程的推进，一种新形式的记忆被付诸运作，而我们不能再将它写入新达尔文主义的乐章。高等动物具有一种通过两种互不关联的记忆的结合(一是物种的遗传记忆，即物质的“程序”，二是个体的神经记忆)而进行复制的能力。后天获得的性格之所以无法被继承，是因为当个体死亡的时候，个体记忆在死亡的那一刻随之消失殆尽，而没有被保留下来，也没有被传输或积累。然而，技术却实现了在个体生命之外对个体经验进行传输的可能性:技术承载着第三层次上的记忆，我们在本书中称它为“第三持留的机制”，并已经对其进行了研究。继承一件工具并接受该工具，也就是继承遗留该工具的那个人的一部分经验，也就是接受这一经验：同时也就是将这一经验据为己有，尽管我未曾体验这一经验，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只不过是通过上述移交过程而体验了这一经验。
工具已经是一种投映屏幕，因为对这样一种过去时刻的接受，它立刻就有对某一未来进行投映的能力。这一接受是一种“内在化”，同时也是一种“外在化”，它使学习和实践成为必须，因为只有通过学习和实践，心理层面以及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在发明上的(而非在适应上的)一致性才能形成。我们已经将第三种记忆命名为后种系生成的记忆。记忆在躯体之外仍能得以保留这一事实—通过对无机体进行组织而得以实现，因为一件工具、一篇文本或一处技术痕迹都是无机的存在物，但却都是被组织过的无机体，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当前的对有机体组织的破坏和再组织的出现，同时还须注意到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使“物种选择”的条件发生了转变的人工养殖——已经使分子生物学的理论体系被束之高阁。重新考察“可能性”这一问题，或许首先就在于重新评价人类生命——以及人类生命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生而具有的技术性。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