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该对科学和知识所面临的新形势进行衡量了，也即“技术科学”这一表述所指称的新形势，它对“可能性应当是现实的一种模式”这一本体论公理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如果为了这一质疑的合理性而必须为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原则制定一个“落实期限”，那么上述本体论公理就具有一定意义。如果与此相反，它旨在将“可能性”这个问题拖得越晚越好(现实情况恰恰如此)，那么它就是有害的，而且不可能得到遵守，同时也就构成了一个陷阱，一种政治谎言，一种对于只要求理解和质疑的青年一代人的意识来说有害的电影。
当前，讨论遭到了遏制——人们只顾眼前的工业利益，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很好地理解工业利益——而遏制讨论的方式使我们逐渐意识到，人们不遗余力地埋葬了“可能性”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极为紧迫，以至于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分子生物学，甚至不仅仅是科学。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的行事性的时代，而且正如我们在分析文化工业的演变时曾深入研究过的那样①，它影响了所有类型的事件的结构，以及意识本身的结构。这个被遗弃了的问题同时也对所有教育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得教育行为显得徒劳无功、没落衰退、态度犹疑，似乎成了“不文明的源泉”。
技术与时间
① 我们在《迷失方向》中已经研究过这一问题。关于这一主题，读一读西尔维·林德佩格的《五时至七时的克利奥，解放时期摄录的新闻:未来的档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0年)将使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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