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因为技术本身不具有复制这一初始能力，而是生产出技术的人具有这一能力，所以技术没有自主性：“任何被制作出来的东西本身都不包含制作的原则。”①
人的复制能力是多样性的一个丰富的源泉，确切说来，这是因为复制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拷贝，而是对被复制物的转变，而且对于所有复制来说，包括技术在内，根据它们所特有的模式，每一次复制都是如此。
然而，就当前情况而言，我们从此就可以谈谈“超可复制性”了，原因至少有四：
(1）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数字化科技使人们能够复制任何类型的数据，而不会损坏数据的信息。这些技术手段本身已变成了一般性的消费资产:在各种全球网络的支持下，数字化复制成为了一种密集的社会实践，因为它正是全球记忆术体系这一可能性的条件。
(2)这一数字化的可复制性使人们能够对复制品进行不可见的处理和计算，它同时也开启了模拟、处理、研究、实验、投映等诸多全新的可能性。
(3)信息化世界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生物科技世界的特征，比如人工生物复制、克隆、“空想”(即原本不可实现的计划)与转基因生物的生产等等，这些可能性已经完全替代了生物复制的所谓的自然条件。
(4)这一超可复制性同时也是一种互用性，它触及并影响到了以上所有形式的复制，并将它们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持留复制体系。该体系在开发和经营上的互补性早已出现。这是由技术体系与记忆术科技体系的融合所导致的聚合式传输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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