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可复制性是数字化科技的普遍化所造成的结果①，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的超工业化，也即以程序工业为核心的、旨在促进各种“服务”的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的一种工业化聚合。这些“服务”构成了超工业化时代所特有的经济事实，而在超工业化时代里，“市场”已经系统地介入了以前的各种公共服务、独立的经济倡议以及各种家庭活动。
在这里，我们把构成世界实体的各种生活模式称为“文化”。把围绕着文化工业所生产的程序流的各种服务聚合在一起，正是这一聚合机制使电视机变成了远程行为的装置，而使这一机制本身成为可能的则是信息的二进位编码。事实上，数字化科技是多功能的，这是因为，借用多米尼克·布利耶的说法，二进位编码构成了一种新的“一般等价物”。正是这种“一般等价物”使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之间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受制于同样的计算与控制法则的聚合。
网络及其终端，以及各种互用性服务，既服务于信息和作品的传播，又服务于资产的管理，机器、机器链的导向，以及购买指令的发布，也即落实了一些经济行为。我们在此命名为“超可复制性的”的事物，指的是那些得益于上述一般等价性，使得对各种持留进行复制的诸多手段成为可能的事物，这种复制的成本微乎其微，而且不会损失任何信息；与此同时，这些具有超可复制性的事物还能够使各种持留与各种计算自动联结在一起，通过远程行为的各种机制，如远程生产、电子商务、信息化服务等，各种计算能够被运用到各种持留上。
技术与时间
①“数字化”(numération)与西蒙·诺拉和阿兰·曼克1977年所说的“信息化”(Informatisation)不是一回事。尽管一台数字化仪器，例如一台摄影仪器，能够而且也应当与电脑相互兼容，尤其是与将所有电脑联结在一起的网络相互兼容，但是这一数字化仪器并不一定就是一台电脑。确切说来，数字化指的是信息技术、远程通讯、视听媒体——此外还包括电子家电、汽车、“移动”设备的所有“交流”部件——之间的协同发展。数字化这一现象的新颖之处就在于这一“协同性”，通过它，一个承载着无数活动的复杂的技术体系得以发展起来，该体系中的各种文化工业和程序工业将会构成最主要的生产和传播机制。
西蒙·诺拉（Simon Nora,1921—2006)，法国政界人士；阿兰·曼克（Alain Minc，1949—),法国学者,政治与经济顾问。二人曾著有《社会的信息化》(Informatisation dela société),瑟伊出版社，1978年。此书原为递交给法国总统的调研报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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