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海森堡，他的物理学则“吸纳了决定论物理学”②,并将其作为可能性事物的一个特例。
经验首先是“存在”的明确的复制方案，而它归根结底是在可能性事物范畴之内对其自身的复制。在这个范畴里，一种行事性的维度早已一直存在。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说的“行事性”形容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当它被陈述出来的同时，某一在该话语之前并不存在的情形就被创造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复制性是具有行事性的，而我们本书中所描述的科学经验同样也是如此。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述事性”指称的则是另一种话语，它对某一既已存在的情形进行分析，但并不使其发生转变。在本书中，我们将这两个概念运用于实验和复制，它们犹如话语陈述—与巴什拉尔所说的“图书现象”(bibliomènes)一起—在形式上被具体化、被物质化，并由此被功能化了。当代物理学经历着一种述事性的危机，我们应该将这一危机纳入让一于格·巴特雷米所说的一种“极具阐释性”的形势这一范畴，并在该范畴中对其加以分析。
在科学的工具化过程中，随着各种复制的科技—也即有关诸多超可复制的(超可计算的)第三持留的科技——被大量地付诸运用，技术科学的行事性大为增强。
技术与时间
①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11页。粗体为巴什拉尔所加。
② 同上,第125页。
③ 在这一形势中，“感性直观不再能够完善其形式，并赋予其以某一意义，[……]后者是阐释所导致的结果”(参见《西蒙顿的哲学相对性观念》，出处同前)。此外，对于这一情形，西蒙顿使我们得以反思相对论物理学，他将相对论物理学视为一种“转导关系”的物理学，其因素为诸个体，而个性化则被视为“数量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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