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曾经提到①,胡塞尔在几何学的算数化中发现了一种工具化过程，在该过程中，
显然，人们使几何学的意义退居第二层面，甚至任由它完全衰落。人们进行计算，而且仅仅在计算的最后才想起来，数字应当表示一些量值。此外，人们并不是像在通常的数字计算中那样“机械地”计算，而是在思考、在发明，有时也会有重大发现但与此同时，意义却发生了某种不被察觉的位移，它使该意义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②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技术化所造成的后果在于某种意义的丧失，乃至于科学活动也丧失了意义；同时，在科技的各种目标和实效性要求，也即技术科学成就的影响下，有关科学活动的诸多问题也被遗忘了。胡塞尔认为，这一情形构成了我们曾说过的技术化了的科学“在本质学方面的盲目”。
然而，我们认为，胡塞尔在伽利略所造就的转折中发现的，其实早在这一转折之前就已存在，并使之具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对于知性和理性的一切活动来说，对于所有理论化以及一切实验而言，总是有某种持留载体的存在，而在伽利略时代里普遍化了的，只是这一初始条件的各种后果的扩展，并影响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中印刷术作为一种新的复制技术而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远程视觉的)工具大为增多，它们已经是“客观化知识的力量”的工具，也就是说，是运作中的具体化了的理论的工具。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17页。(参见中译本第3—4页。——译注)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法译本，热拉尔·格拉奈尔译)，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第52页。[参见中译本(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第1版),第59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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