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直到克罗斯①和爱迪生发明了录音技术之后，同一时间客体的重复才第一次成为可能。录音技术的发明从深层次上改变了记忆、想象和意识的机制。随着电影、电视以及所有文化工业的出现，这一变革将继续进行，同时使想象活动外在化和物化，尽管想象力是“先验的”。
这一切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5.《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重综合”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康德的图型法为依据，似乎这一概念显然正确，概念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或可批判之处。
图型法这一概念出现在“先验分析论”第二卷(即“原理分析论”)的第一章中，紧随第一卷(即“概念分析论”)最后一章之后。第一卷最后一章题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而这一“先验演绎”又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三重综合”为出发点而进行的。
“先验演绎”这一章位于“图型法”概念那一章(即第二卷第一章“知性纯粹概念的图型法”)之前，并且影响了“图型法”概念的阐述。然而，众所周知，“先验演绎”这一章有两个版本，二者之间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之处成了后来很多评论和批判的对象。尽管两个版本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矛盾(参见本章第8节)，但是康德却接受了两个版本，而我们在本书中即将看到，这两个版本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意识犹如电影”，即“所有按照三重综合进行的意识活动的构成要素均具有电影的特质”这个问题。
在“先验演绎”的第一版中，康德区分了“领会的综合”、“再现的综合”和“认定的综合”①。其实，以上三者与第一持留、第二持留和第三持留均密不可分，而且只有当第三持留在这里(即在“意识的构成”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条件下，文化工业才有可能“为顾客把所有一切都图型化”—对于这一点，康德当然没能发现。再者，康德谈到了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间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一带而过，没有专门对二者进行区分，也没有看清它们之间的区别。换言之，这一区别在他身边审视着他，与他探讨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他却没有发现。这样一来，“先验演绎”的两个版本之间便有了极大的混淆，二者相互抵触，但却都得到了作者的认可。
技术与时间
① 1877年，法国人查尔·克罗斯邀请爱迪生为他研制一种能自动记录电报信息的装置，爱迪生经过试验，最终发明了录音设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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