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直观不能够通过综合的这种功能，并按照某一条规则(这规则既能使“杂多的再现”成为先天必然，又能使“这些杂多结合于其中的一个概念”成为可能)而产生出来的话，那么这种统一性就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规则的统一性决定了一切杂多，并将其限制在那些统觉的统一性成为可能的条件上。[……]概念之所以能成为诸直观的一条规则，是因为它在给定的现象中表现了这些现象的杂多的必然再现，并且进而表现了我们意识中所具有的综合的统一性。①
简言之，意识的先验统一性同时也是意识的对象的先验统一性，因此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外在世界的先验统一性—这便是康德所说的先验亲缘性。概念将经验中的再现之物的杂多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概念的本质与必要性。通过对过去时刻的杂多的“再一生产”，概念实现了它在未来时刻的统一性：从更深层次来说，“再一生产”就是“生产”，因为概念使由范畴组成的时间流具有了先验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认定的统一化(也即意识流本身的统一化)根据可再现的过去时刻，为即将到来的“流”以及在这些“流”中构建起的对象的统一化做好了准备。
可是，为什么要在这里申明我所说的“第三持留”的必要性呢？因为，认定具有一种高层次的可再现性，也具有再现的合法性，而且在认定中，再现这一现象显得既像“生产”，又像“再一生产”，也就是一种以再现的材料(即再现的综合的材料)为前提的生产(即认定)，而这种生产本身需要借助于对“感性的杂多”进行“领会的综合”。
然而，这一切若要成为可能，条件必须是意识流本身具有可再现性:在意识的整个现象中，三种综合是三种形式的持留的另一种表述方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18—119页。粗体为笔者所加。(参见中译本第118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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