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康德”只是著作作者的姓名，而引起我们关注的只是作者本人，我们之所以认识他，只是因为他所有的意识流已经被他的著作持留下来，并形成他的著作。
以上情况造就了康德的权威，而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通过由某一“客观性记忆”——例如一本书籍或一部影片——所组成的综合化的(意识)流，第一持留的综合和第二持留的综合从本质上说是可以相互综合的。
《纯粹理性批判》有两个版本，即两次拟定，也就是说康德本人的意识流经历了两次修正和综合；而且，通过康德，《哲学意识的历史》也有同样的经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发表于1781年，第二版发表于1787年，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序言。在第二版中，康德对“先验分析”这一部分，尤其是涉及“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的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可是，关于如何看待第二版，即第二次编撰对第一版的改动，第二版的序言告诉了我们什么?
快速地概述一下：它告诉我们，第二版没有对第一版进行任何改动，如果有的话，只是第二版更为清晰，而且基于这一事实，第一版仍然完全有效，尽管两次编撰之间存有一些差别之处。确切地说，它告诉我们，第二版之所以试着进行了一些“修改”是因为：
这些修改给读者带来了一个轻微的损失，我们无法既避免这一损失，同时又不使本书卷帙浩繁。确实，对于很多章节，可能不少读者会感到遗憾，因为这些章节虽然对整部作品的完备性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于某一其他观点而言，还可以是有用的。之所以将它们删去或压缩，是为了给现在我希望更为清晰的表述留下位置。①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28—29页。粗体为笔者所加。(参见中译本第28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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