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本人之所以能够探讨“mille”这个数字(或“1000”等等)，正是因为他拥有一些物质化了的、技术性的概念体系，这些体系使他能够去操作象征符号，并利用“图像”(“mille”一词就是从该图像中得来，而且这个词本身也是一幅“图像”——是一幅有声图像)来固定知性行为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一“知性行为”在这里首先是内感官和外感官的之间的联结。
计数行为首先是外感官在掌控内感官的时候所进行的操作，随后它被心理化和内在化，同时忘却了它的源起，也就是在空间里进行的操作，这里的空间是内感官的“直观的纯粹形式”。与此相同，对于所有知性行为而言，它们构建时的源起很可能都是这样一种先于外感官和内感官的对立、先于外部和内部对立的共时化。(关于“知性行为”，我所说的并非理性，因为理性不是由“行为”构成，而是由控制知性法则统一性的原则构成，它在无条件性的权威下，形成了感性的法则。无条件性指的是过去从未存在过、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的东西：绝对的过去及其反射、绝对的未来。关于这一点，稍后我还将提及。)
内感官和外感官的共时化在这里调节着知性的行为。与此同时，这一共时化受制于它的“工具”的消极性综合①在这里指的是预想的综合。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若要被构思出来，其条件是它必须出现在由某些痕迹所组成的体系里，这一体系被称为“计数制”。计数制总是指向某一肢体动作，而该肢体动作本身就是在操作那些本质上外在化的象征符号—任何心理方式的计数都源于将“通过对象征符号的操作而进行的计数”二次内在化，也就是将某些人为动作内在化。
技术与时间
①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消极性综合”的概念,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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