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个反对意见提得好，对它的回答应当比我当前所能作的更为恰当。问题是，人们可以不断进入形式化的某些领域，谁会说人们到达的地方还不够远吗？我想人们只能说，人的普通直觉具有指导意义。如果有一些“明显”的物理事实不能从公理中“简单”或“自然”地得出，就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人们可以运用通常对“精致”、“经济”等所作的科学判断，与作为对手的形式化进行比较。（所有加引号的词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进行。)值得一提的是，语言学正好也处于相同的状况，并且经常在方法论的钩子上痛苦地扭动着：可以肯定，对物理可信性和基本的因果关系的判断与讲母语的人所作的语法判断同样可靠，它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文化和语言的边界，所以它们作为原始数据很可能是更加可靠的。(这一点或许提醒我们，应当借助于语言能力/行为方式的区别，使自已免受行为主义的反驳，但是有关这种手法的尝试，确实存在一些深层问题。）
如果朴素物理学能够与皮亚杰心理学关于童年时期物理概念发展的大量现成资料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那就太好了(虽然这些资料看来没有不存在争议的)。当然，与这些资料的相容性会对朴素物理学的形式化造成限制。但是这是一种很弱的限制，因为这些资料与许多不同的发展理论是相容的，通常它们的相互区分也不是十分详尽的(参阅普拉兹尼对此所作的评论，Prazdny1978)。我所希望的是，朴素物理学的构造或许揭示出概念框架系中某种发展变化的新机制。目前这种情况已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因为建造一个形式化，常常是对已有的局部形式化所作的一种(正是在正确意义上的)发展。[1]
人工智能哲学
[1] 这篇文章是在日内瓦语义与认知研究所作休假访问时写成的。十分感谢邀请我前去的所长M·金夫人，以及参加星期四讨论会的全体成员，特别是M·金、G·特拉特厄和H.韦默斯。与M·辛克莱关于皮亚杰研究的交谈，也使我受益颇多。我妻子杰基打印了手稿的几份草稿，她还是可靠的、健全的、常识性直觉的不竭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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