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广岛爆炸之前，”丹尼尔·凯维斯注意到，“政府机构中的官员们普遍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长期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要求民间的科研力量继续参与到军方的武器研发中去。”[38]但是关于这种关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这个问题，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可以分解为彼此相关的不同问题，它们都起因于史无前例的政府对在工业和技术领域中私人科研活动的大规模资助。在战争期间，研究的方向是由军方所制定的标准来执行的；但在和平时期，什么样的标准和谁的标准应置于研究的首要地位呢？应当怎样鼓励在公共资助下私人科研机构中的研发行为，从而可以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和公平的要求？政府应当如何在实现对公共支出实施民主控制的同时保证科学的自主与完整？在二战后初期有关科研政策的争论中，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科学家也并未认真看待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模棱两可的地位仅仅允许他们分得并吃掉自己分内的蛋糕。
一方面，他们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对他们的科研予以资助；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军方以备战为名而干预科研活动又表示欢迎。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科研过程中的科学猎奇心态，他们就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军事目的不再质疑。他们仅仅坚持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有趣的能够保证他们改进其研究领域的科技水平并且对他们的干预不可以过分琐碎。另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对科研活动的审查与控制。比如，在工业和军方对科研的控制问题，万尼瓦尔·布什非常熟悉，他并不是一位批评者。然而，当国会可能对科研活动进行审查时，他摇身一变，以一位所谓纯科研的支持者的面目出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追求真理的自由权利。他坚持认为，“研究者在探索未知世界”，因此“不可以屈从于严密的控制”。[39]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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