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在本质上坚持一种积极追求自身目标的哲学，这符合他们的产业界同仁所接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40]他们认为，如果科学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自由追求其事业，以满足他们对自然的科学好奇心，他们的努力根本无需有意识地在这方面用力最终将有助于普遍的善。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转换成普遍的利益，它在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发挥作用。对科学家有利的事情，对科学也有利；而对科学有利的事情，对社会也有利。古典经济学家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市场机制，它使供求平衡，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但科学家无法说明这样的机制，他们仅仅从信仰的角度来为自己的地位辩护。当然，他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科学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只要它与社会其他部分紧密相联，从而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必须涉及科学的政治性质——这恰恰是科学家所极力避免的。这样，他们的信念仍然是一种宗教，建立在一个宿命式的科学永远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虚构观念之上。根据这种并不十分严格的逻辑，任何过多的政府干预，哪怕打着民主的旗号，仍然会产生有害的后果，正像政府对所谓自我运行的市场机制过多干预一样：它将颠覆进步的微妙机制，并对社会产生无可挽回的损害。总而言之，在社会进步的名义之下，科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群体以及独特的制度具有不容置疑的特权：由公众资助但不受社会的干预。
可想而知，当科学界的代言人试图将OSRD在战争期间构建的军方下科研订单的模式永久固定下来的时候，他们最初希望在无需议会立法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的。1943年，两个巴尔的摩的银行家提出建立一个由军方资助但由民间科学家主持的国家安全研究局的设想，这两位银行家当时正在OSRD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试验室任职。贝尔电话试验室的前任总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副总裁和美国科学院的院长弗兰克·朱厄特（Frank Jewett）对这一想法提出修正意见，他建议通过私立的国家科学院来对这一研究局进行管理。这一想法也得到美国陆军部的二战后研究委员会(War Department Committee on Postwar Research)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朱厄特、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康普顿和杰罗姆·亨萨克（JeromeHunsaker，后者还是美国航天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其主席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E·威尔逊。人们把这称为“学院计划”，它反映了科学家们对科研资金和自主的双重疑虑以及对政府的立法过程的深刻的不信任。丹尼尔·凯维斯这样写道，威尔逊委员会的成员们“坚信科学家——至少是学院里的科学家—无需向平常的民主控制屈服”，从这一信念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尤其是“那种将公众责任交付给私人的信念”。[41]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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