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沃伦·施密特（Warren Schmidt）与其在美国机器铸造厂的同事申请了一份专利，专利对象是他们的“自动定位设备”，记录一回放点对点定位的基础（与早期的穆格系统相似）。与米伦科威克一样，施密特也举出了他的系统优于数值控制方法的地方。他指出，在数值控制方法中，“要求技术相当高超的人员来维护计算机的费用以及计算机本身的费用，使得自动机械在经济上可行的限度相当狭窄……它的另一个缺点是，”他继续写道，“计算机的工作……往往达到特别大的比例，尤其是在存在许多程序点以及大量可能的定位的时候。”最后，他指出，“还有一个缺点是，这些系统编程极其复杂，通常要求接受过高等教育训练和高技能的人员。通常他们事先就计算出不同的程序点，然后将它们转移成计算机语言，再贮存在存贮介质里。”因此，施密特主张，“强烈需要不那么复杂并且易于编程的自动定位设备。”他的系统—只需通过人工引导定位来编制程序—便是用来满足这一需要的。[69」
不管是米伦科威克的专利，还是施密特的专利，都没有应用到机床上。相反，它们成为美国机器铸造公司的多功能搬运机器人的基础，后者就像应用记录一回放技术的犹里迈特机器人那样工作。这样，在一段时间内，记录一回放技术在机器人那里找到了归宿。但是，该领域也产生了采用数值控制的倾向，即由计算机合成程序的“更为先进的”控制系统。米伦科威克1963年离开美国机器铸造公司，在这一倾向中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趋势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新一代工程师”的计算机和数字倾向，在等级制生产组织中计算机控制对前面所述的各种方法更具有吸引力，偏离手工技艺的“社会趋势”，控制车间生产的“制造哲学”，分离并尽可能减少对操作工技术依赖的设计习惯，等等。通用机器公司的恩格尔贝格认为，机器人从记录一回放技术朝数值控制技术的转移显然“尤其精美”，但也不那么“实际与有用”。他指出，这一趋势主要是由空军在推动，其目的是提高精确性，而由军方资助的设在麻省理工学院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项目，其着重点在于机器人装配的精确性。他不无嘲讽地指出，隐含于所有这些因素之中的是，“博士候选人渴望完成学位论文，学者则为他们的著作增添章节”，而工业工程师与管理者则渴求更为“理性的”生产以及更全面的控制。恩格尔贝格在1977年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记录一回放技术而言，仍然有许多发展空间。”“当然，”他根据自已的经验建议，“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这意味着更为低级的机械工手里仍然还握有许多没打出的牌。”[70]
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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