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看到的，数值控制是一项成本相当高、经济上尚不确定的创新。但正如以前用来“节约”劳动并赋予管理层对生产以更多控制的创新一样，它并非由市场自发产生，而是由政府以公共资助的方式促成的。因此，那些从这一转变中获利的人所负担的成本，要比那些置于这一进程之外的人更低，因为那些为了这种“不可避免性”而做出牺牲的人将为它付两次账—第一次支付的是他们的税收，第二次是他们的力量、技能、职位、工资以及尊严。但也与此前的改进一样，以数值控制为突破口的这次转型也相当缓慢。这种昂贵且问题重重的新型技术是一点一点地改进，而且正是在一个持续经济增长与工业扩张的时期，这里经济繁荣掩盖了严重的人为后果。
196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业管理系对飞机工业应用数值控制机器的情况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经济上的应用范围极其有限。”但是数值控制具有其他的优势，最初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通用电气公司的厄尔·特鲁普指出，“采用数值控制技术，控制权就转到管理层手中，从而不必依赖于操作工。”除了扩大控制权之外，数值控制还可以让管理层以更低的成本来配备机器的“低级操作工”，正如奥林·利文斯通所言，这一“想法并不可笑”。约翰·帕森斯也同意这个看法。“我强烈地感觉到，将十进制系统改成二进制系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帕森斯写道，这里他指的是所预测的手动输入系统，“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更稳定，容易避免出错，而且也因为它大大有助于将操作工确立在一个较低的工资级别上。”“机器操作工只需一般的技能即可，”他在迪吉系统的宣传手册上也如是说。[4]
“数值控制不需要什么技能，”弗兰克·斯图伦回忆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的说法，因为它只需“按数字行事”。他记得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告诉他的合作者，说他们在自动控制试验室所建立的机器宁肯让法学学生来操作，而不是让经过培训的机械工来操作。斯图伦说，他们认为，“机械工并不相信这些数字；他们只会把事情弄糟。而另一方面，法学学生则不会理会其他事情，只管根据指令行事。”在有关数值控制的最后报告中，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也强调了这一点。“由于数值控制铣床是自动化的，”他们说道，“一位全能的操作工对它的切削过程没有任何帮助。”他们承认，需要一位操作工来看管这部机器，但这名操作工“仅仅具备初级操作工的水平就可以了”。他们还指出，“编码与程序制作完全由办公室来完成”，“操作几乎不需要判断力，整个过程是一个程式，因此最好是让一名没什么技术的人来从事这项重复的、预先设定好的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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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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