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深知他们的技术工作的社会效应。他们并不是那些对更大范围内的非技术事务毫不关心或懵懂无知的技术专家。尽管在长达10年的数值控制研究过程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过与他们所欲“革新”的金属切削业的工人或工会签订合同。与此同时，他们与该行业中的管理层有着广泛的业务关联，但他们仍然意识到工人看到这种新技术的想法与反应，并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管理层。他们也关注有关自动化的争论，并注意到“在联合汽车工会在有关年度工资的讨论中，自动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倾向于把这类看法视为“危言耸听”。与管理层中的同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动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不理解良好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说他们一方面将数值控制视为金属切削业中的革命来不遗余力地推广，那么另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这其中不会有什么差错，大可不必担心。库特·冯内古特的《自动演奏钢琴机》一书于1952年出版，通用电气公司记录一回放技术的研制者洛厄尔·霍姆斯的回应态度就是如此；次年钢铁工人协会代表参观自动控制试验室时，试验室的人员的反应也认为这是杞人忧天。“这是学院第一次接待这样的群体，”艾尔伯特·赛斯（Albert Sise）在写给麦克多诺的信中提到即将到来的参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让工会减轻在自动化工厂上的恐惧情绪。”[8]
空军也理解管理层对数值控制所抱有的期望，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威廉·J·亚当斯（WilliamJ.Adams）少校把它描述为“通过机器自动化来取代非比寻常的操作工技能”。军方的推广电影《现代制造：命令的效能》着力渲染数值控制是如何提高管理层对生产的“命令”的，它消除了管理层与机器之间的大部分人工干预，从而实现“命令链条的缩短”：“指令是固定的”，没有为“人工误差”、“人类情感”或“沟通障碍”留下余地。1957年，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副总司令C.S. 欧文中将在一次对电子工业协会的重要演讲中，热情地宣称数值控制如何提高了命令的绩效。“它可以准确地调整工作台与刀具，如此完美地将工程师的意图转化成最后的成品。在我看来，”他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在此以前，不管纸上的设计与规格如何细致，成品也无法比机械工们所想象的更好。设计者的个人判断……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即让机床操作工必须完全与工程师或设计者的想法吻合。”但自有了数值控制技术之后，“由于规格被转换成数字信号或电子脉冲，判断只需工程师一个人就可以了。现在他的判断直接从机床应用到成品。”这种新技术从而确保了对整个过程的控制。[9]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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