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6月，用一名经理的话来说，试验人员已经可以“自如地去做事”。从群体的工作充实角度来看，试验计划这才真正起步，它直接的后果是生产率与设备利用率的提高，而且减少了制造过程中的损失。两年后，一名工会代表指出，“我们突破了通用电气公司的传统政策（指工会不得插入管理事务)，这一事实本身是振奋人心的，更何况，我们还成功地提高了生产。”参与者们对计划重新燃起了热情。他们现在更加积极地研究新的生产手段，并且致力于界定他们的职责，包括职位描述与分类所应包含的内容。他们继续要求固定工资，对计划进行评估，并且扩展计划的范围。整个群体增加了凝聚力，充满着同志般的友爱，并且经常举行非正式的会议来讨论计划。一些工人开始站在抱负更为远大的角度来看待计划的意义。“由于生产方面的理由，既然我们全都是一个整体，”其中一个工人宣布，“我们就必须公平地分享计划的成果，正如合伙事业中的人们一样。”[49]
与此同时，军用飞机行业的严格要求使得回到岗位的管理人员越来越不能容忍那些无法杜绝的问题：清洁与纪律。尽管进行了培训，但对要求试验人员承担起新的责任来说，仍然很不够。一名负责安排整个部门生产进度的参与者回忆道，公司在生产进度、凭单以及相类似的事务上几乎就没有培训过。管理层“并不大希望与工人分享这些知识，他们只是想偷学人家的东西””，吸取工人的建议与技术，并利用他们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工人与质量控制、计划以及生产方面的辅助人员的冲突也开始加剧，这主要是试验计划的工人们扩大了职责，从而严重侵犯了那些人所强烈保护的领域。[50]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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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标准汽车公司曾实行这种“班组制”，关于它的讨论以及它与工业生产和工人决策的相容问题，参见 Seymour Melman, DecisionMaking and Productivity(Basil Blackwell and Matt Ltd,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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