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班打卡。如果考勤卡丢失，工头将分配卡片，不得填入以前的记录。
● 没有群体喝咖啡的休息时间。
●不得游荡。离开工作岗位之前必须得到工头的许可。
● 不得玩“幼稚把戏”：
在刀具装配间刚刚粉刷好的地上画个红心。
在整个试验区域将模板乱放。
将电话锁在凭单盒中。
卸掉电话中的扩音器。
在记录本上涂写猥亵句子。
试验人员之间的问题：撕掉彼此的工作单，藏匿他人的工具箱、考勤卡等。
新的做法显然又恢复了参与者之间以及劳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与紧张。试验人员所玩的“幼稚把戏”在各个工厂里都非常普遍，其实不过是参与者表达他们不满的方式之一。[84]
最后，亨德森涉及问题的实质：生产。他要求立即停止各类怠工现象，还坚持每个试验人员“满负荷工作”并“克服那种反正还有的事要做，只要完成工作量，一天的任务就算结束的态度”。换句话说，亨德森在挑战计划启动之初管理者与试验人员都热烈支持的观念，即“公平有效地工作，然后领取一份公平的工资”。规则现在是：只要有人吩咐，就按吩咐去做。1969年，一名试验人员说他是凭着“良心”去做事。现在这已经不够他的良心被工头所取代。
一名参与者后来回忆道，“计划已经废止；他们让工头回来，并拿掉了工作充实、灵活性、自我控制与休息时间。”亨德森详细描述了新制度的纲要之后，最后警告道：“那些不支持、维护或达到计划的要求的人将被调离。”这一威胁策略使得强硬政策得以贯彻下去，不久就发挥了它的作用。[85]
不难想象管理层从试验人员那里得到的反应。亨德森不久向麦考密克(McCormick）报告，“车间确实有一种试验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对立。许多试验人员不愿意承担责任，也不愿实施监督与执行清洁的职能。他们不愿意修理他人生产的部件，认为让工头去做吧，既然他就是为这个拿工资的””。一个月后，亨德森报告道，他遇到了一些问题，“试验人员不愿意为整个群体而进行合作”，一些人专门找麻烦，或者“游手好闲”。（一些当事的试验人员后来回忆道，绝大部分游手好闲的现象都是管理层有意安排的，为的是破坏试行计划，“污蔑整个群体的形象”。）“为了克服这种态度，”亨德森继续回到泰勒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方法的老路上，“私下里，我与那些我认为缺乏群体合作精神的人进行过多次严肃的谈话。”亨德森对工人说，纪律问题不容商量，但工会不这么看，要求在这些场合上必须有一名工会代表在场。亨德森同意工会代表的参与，并试图把它仅限于在车间之外与工会代表的交流，但没有成功。[86]
第11 章 谁在管理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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