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弗吉尼亚工学院（VPI)，科研者与汉威公司联合承担了ICAM人力要素工程的子项目。弗吉尼亚工学院工业自动化试验室主任理查德·维斯基（RichardWysk）教授指出这一合同的主旨。“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自动化，你就必须采用比人更可靠的机制来执行命令…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让各个工序实现自动化，并让人除了完全执行命令之外不必做任何事情。”既然数值控制设备的操作工现在不过是“装料工与卸料工，我们节约了他的劳动”，这样他就可以看管4～5部机器而不是一部机器。“现在系统真正意义上控制了人，而不是人控制了系统。”当然，相比较用机器人来取代人这一目标来说，这还只是一个开头。但那时的问题就是，如果机器人失灵，操作工就必须在工地承担起相应的纠错责任。维斯基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已将人排除在加工过程之外。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人彻底排除在纠错的过程之外，也就是说，自动计算机集成系统也能够处理各种意外情况。”14]
这一“技术”目标近乎完美地补足了工业管理层的追求。正如维斯基的一名同事所承认的，“一旦实现了这个变化（自动化），他们将彻底改变此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消除工会）。”但是，这种变化打着科学的旗号，并得到了科研界的认可。通用电气公司就曾借用密歇根大学的莱斯特·V·科尔韦尔（Lester V.Colwell）教授的话来为其自动化辩护：“实施计算机辅助制造的头等目的就是将制造技术从基于经验的’技术转变成基于科学的’技术，并确认和整合其信息结构，从而让计算机执行产品设计与制造计划中的技术，并实现对车间的控制。”15
这个美妙的梦想是否会因不堪重负而破灭？对全知全能的执迷是否会被其内在的缺陷与短视而削弱？换言之，这些新技术是否在经济上与技术上可行？显然，我们有理由对此抱有怀疑。
第7章指出，达尔文主义的进步观假定，如果商人引进一种新技术，这种技术必定是经济的。因为根据其逻辑，如果这种技术不经济，那么精于计算的商人或者会拒绝这种技术，或者由于错误地采用这种技术而破产(市场自动纠正错误的经济判断)。在此，技术的经济价值不是通过举证与细致的计算而得到估价，而是根据表面的商业行为来作为先定的理由。但这种推理本身仍然存在着有关商人实际动机的历史疑问，它包括对实际而非预期的经济回报的考量，包括对所谓自我纠错（同时受到政府的严重影响）的市场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的审察。即使存在这些问题，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这种逻辑充斥于人们对于技术进步的理解，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仍然占据着观念的主流。
结语 另一种进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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