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浸染了对于“美国制造体系”——比如机器大规模生产崛起的解释。它假定，降低竞争成本的动机与熟练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促使富有经济头脑的制造商研制开发节约劳动力的机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方法(专用设备、可互换零部件、标准化程序细致的劳动分工等)，从而降低单位成本并减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它还进一步假定，这种资本密集型制造方法将比传统制造方法更经济，从而也是美国制造业成功的关键。
正如尤金·弗格森（Eugene Ferguson）在最近的一篇史学评论中指出的，史学界开始对这一解释的事实与逻辑提出了质疑。[16]保罗·乌泽尔丁(Paul Uselding)是一位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史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绝不可以从理论的帽子中抓住一只历史事实的兔子。”学者证明，降低成本并不是南北战争前工业进步的动机，而且熟练工人的供需情形在各地也不相同。虽然一些地区在某个时期缺乏熟练工人，但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弗格森还认为，美国制造业的成功，与其归功于昂贵而精密的设备的采用，毋宁归功于发明了“设计简单、制造轻便且有助于提高技术”的各类设备，它们的发明目的是节约“机器辅助制造下的手工加工”的时间，而且“正是技术的存在，而不是缺乏，构成了美国制造体系崛起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学者们通过对资本密集、节约劳动、降低工人技能技术的实际设计与用途的考察，发现降低成本并不是一个主要的动机，而且它也没有实现降低成本的作用。创造美国制造体系的主要动机并不是经济的，而是军事的；推动这种新型制造方法的主要推动者并不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站在市场之外的美国陆军军械部。兵工厂对制造业可互换部件的研发被视为是“拥有无限资金的客户的昂贵爱好，而军方则不计成本地将它树立为规格统一与性能优越的标准”。兵工厂商带着军事上的热情，实现了对统一规格与自动化的目标，随后又将它推入民用品生产（农用器具、缝纫机、自行车)，而后者又反过来加强了工业界对于削减劳工来“完善”生产——安德鲁·尤尔语的热情。弗格森指出，研究美国工业，绝不可忽视“大量的事例，其中决策与趋势更多取决于参与者的态度与热情而不是严密的经济估算”。比如，约翰·理查德在其对19世纪末木工业的研究中指出，“在自动化设备的热潮中”，制造商在它们的机器中大量采用机械动力进给，尽管熟练工人的手动进给“在成本与质量上”都远远优于前者。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334
/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