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金森展开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力图揭示出这种神秘化的过程。他指出，“案例研究”有助于“说明新技术在技术与效率方面所发挥的真实作用，因为人们通常把它们视为技术变迁中的主要因素，如果不算是唯一因素的话”。他的发现是，新技术的经济现实往往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效率”、“产品质量”、“生产率”等有关技术成功的指标，通常并未受到质疑，但很难对任何某种程度的准确性做出评估，而且在任何一种情形下，都很难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某种技术必然对另一种具有确定无疑的经济优势。当然，正式的（成文的）投资计划书都会对不同新型机器之间的生产率、资本成本、回报期限等做出详细的比较。根据财会规则，这些比较将用做案例研究中企业在选择技术时的决策依据。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都不能证明，在现实的运作中，该新技术必然符合为该技术辩护的生产工程师的预期，或者必然符合推广该技术的机器供应商的预期。此外，新工艺的经济回报的衡量数据毫不例外地采用类似“人均产出提高了两三倍之多”，或“大约两年内将收回投资”的模糊说法，而不是在执行前做出严格到英镑、便士与小时、分钟的程度。因此事实上，不存在严格的有关生产率或比较效率改进的评价标准。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根据相对于传统的（非自动化的）技术来对一般意义上的新技术或批量生产的电子控制技术的效率做出评价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几个被研究的企业中，一些工人与低层管理人员对某些工艺的自动化提出了质疑，通常很难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还是错。有时候，管理者与工程师以暗示工人使用人工借用装置的方式而实际上默认了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承认，至少对于某些产品的批量生产来说，传统生产方式更为适当。）相反，关键就在于，绩效评估的模糊不准确的性质意味着，针对在现有的不同设计方式以及用途（工作的组织方式）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其评价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它们的技术与经济优势。在工程师与管理者采用这种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寻求其他的动机解释。[29]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343
/ 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