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界，运筹学的进展与系统工程、科学管理一道，共同促成了包罗万象的“系统分析”方法的产生。其中数学模型、成本收益分析、计算机编程、逻辑模拟、不确定性理论、线性规划以及武器系统分析等技术与来自电路理论、控制理论、经济学、生态学、生物学甚至社会心理学和哲学的概念与方法任意组合。它们共同引发了一种庞杂的新型“元理论”，一些利用计算机来操作的实用技术，一个将各种形式技术、概念和范畴混杂一起的大杂烩以及许多相当模糊、抽象并且似乎具有普遍性的术语。在该理论看来，每件事情和每个人都可以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系统”）中与其他部分相联合的组成部分（“成分”)，因此都可以应用系统分析。系统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荣耀。
就在这个时候，这种基于计算机的技术不仅在军事和工业决策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在政府事务中占据关键的地位。1961年，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任命智囊集团兰德公司的查尔斯·希契（Charles Hitch）为部长助理，通过系统分析对国防部的工作进行流程再造。不久，国防部的人员和工作方法就从五角大楼流出，进入到政府的各个社会公共事务部门。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联邦政府层面，在州政府以及市政府中也普遍存在。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帕特·布朗（PatBrown）呼吁该州的航天公司使用这种新方法来研究运输、废弃物管理、贫穷、犯罪以及加州航天工程师的失业等问题。系统分析家们热烈地响应了这一要求，他们坚信在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帮助下，能够解决任何地球上的问题。系统分析家们坚信他们的形式方法要优于那些“传统的”经验更为丰富的知名专家所提出的各种方案——批评家艾达·霍斯（IdaHoos）指出，他们把自己的无知错误地认为是一种客观性并将所有的现实世界都视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不管是社会生活世界还是物质世界。电子工程师杰伊·福雷斯特以发明用于电子高速计算机的磁芯存储器而著称，他后来又开创了“系统动态分析”这个新的领域，并继续将它应用于工业、城市、国家乃至全球“系统”。也许没有人能够比他的话更为准确表达这种新的对于“系统”的信仰。“人脑模型中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系统中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后果，”他解释道，“但是电脑模型完全根除了这种不确定性。”无论“系统”是一种生产工艺、一个制造厂、一座城市还是整个地球，它的运转最终都可以还原为一组“比率方程”，它“陈述了系统的政策”。“完全存在一种更好的行为模式，”福雷斯特坚持认为，“只要我们对动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按照该行为模式而承受自我约束以及各种外在的压力。”[16]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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