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绝不是仅仅只有军方决定了自动化发展的趋势。在工业界，无论是在军事工业内还是军事工业外，传统的管理层意识形态和对技术的迷恋也刺激了这种不计成本与生产率的自动化浪潮。这种趋势现在甚至被商业媒体所认可。1982末，《商业周刊》与哈里斯调查公司联合开展了一项对美国工业管理人员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工业萧条的时候，对于自动化的追求也仍然没有减弱—此时他们对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关心。调查还显示，“对于各种节约劳动技术存在着大量的投资，这些技术的目的是在不必增加产出的情况下（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译者注）提高盈利。”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一个潜在的节约成本的领域似乎在技术革新下仍然没有受到影响：管理层。”因此，撇开言辞上的争论不议，管理层的做法似乎已经抛弃了其所谓提高生产率的历史任务这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也是意识形态上将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基石。[25]
经济上合理的生产并不必然是自动化的主要动机（或甚至不是利润最大化的主要动机\*)，但那种认为新型生产方式是提高生产率、加强竞争力和实现繁荣的关键的看法却仍然十分流行，不管是在工业界之内还是之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未加反思的信念促进了对自动化的追求。但我们不应将这种对经济回报的信念当成是经济回报存在的事实。新体系是否果真在经济上合理呢？通常而言，这类问题总是永远得不到答案——它有待于技术的进一步创新，还需要经验的积累，再加上最终的突破。如果必须给出答案的话—毕竟数值控制技术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其答案也总是模棱两可的。
1980年，空军退休将军亨利·米利（HenryMiley）对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说道，“我所关心的是，当我站起来用我的美国话发问，我能否走进某家工厂，抚摸某个部件，并询问由于采用了MANTECH技术（国防部的自动化计划)，它的生产成本是否比5年前更为便宜，我得到的回答总是让人含混不清……当我直截了当提问，导弹是否比两年前便宜，回答总是，哦，没有。”当委员会质问米利，成本的增加是否出于“通货膨胀因素”，米利一语中的：“通货膨胀以及生产的低效率。”[26]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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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盈利与经济合理生产之间的区别，参看 Seymour Melman，Profit without Production(New York: Knopf,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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