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该地方工会很清楚，不管公司总部对林恩工厂管理层施加的压力是如何大，它也为林恩工厂管理层拒绝做出任何承诺提供了借口。“每个人都在怠工，你也一样，霍兰。”一名工会代表回敬道，愤怒地转身就走。这次讨论与计划启动前所遇到的“瓶颈”时期相似。公司的发言人温和地警告道：“如果不是我处在这个位置，而是其他人通知公司高层的话，这对工会没有任何好处。”“顺便说一句，”他继续说道，“《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给试验计划写了一篇宣传报道一当我去纽约推广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首先甩给我的，就是这篇文章。”对计划前景的富有倾向性的宣传更加坚定了公司的反感。记者这样问道：“整个工厂能够自我管理吗？”
公司总部对试验计划的进步性质与含义提出了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林恩工厂的管理层做了管理者在其决策受到质疑时所能做的事情；他们寻求名为“确切事实”的挡箭牌。工会强烈抱怨“我们得到的答复仍然只是一些遁词”时，林恩则祭出了各种图表来作为反对扩展计划的“根据”从而体面地屈服于公司高层，并从容脱身于种种困境。“我们认为，无法在扩展计划或固定工资的问题上做出承诺，”他们在第二次会议上告诉工会道，“这一答案有其事实依据，而不是我的或你们的看法。”[69]
正如公司总部的唐·索伦森曾说过的，如果没有准确的底线，再加上工作内容的混合以及产品的变化，要得出客观的可靠数据，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相当困难。可以想象得出，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林恩工厂的管理层在这里再次利用了设备利用率这个手段。在将试验人员与非试验人员在相同时间内生产相同部件进行比较时，它们将一周内总的程序带时间与总的凭单时间相比较，由此得出程序带时间的百分比。如人们所预料的，它们认为设备利用率没有提高。工会坚决反对这个判断。“它们再次使用旧标准，而工会对它们的这种测量方法不知所措。”“公司的测量方法没有纳入各种无形因素，而且忽视了新部门、辅助部门的支持不充分、进度安排不合理、配送材料不及时、生产周期短（意味着需要在装配机器上耗费更多的时间）等类似问题。”70」
不幸的是，虽然工会的批评相当尖锐，但地方201工会没有自己的数据来回击公司的观点。方法上的批评，虽然正确，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够。通用电气公司已经成功地将谈判转换成数字上的竞赛，而在这种竞赛中，只有一方是全副武装的。这样，由于没有自己的数据，工会不情愿地处在一个防守的地位，其结果是，不得不提出各种没有说服力的证据。“你们想扩展计划，总能够找到对你们有利的证据。”公司轻而易举地批评了各种带有臆测性的判断，认为扩展计划的依据仅仅只在于提高了工人态度以及希望在扩大试验群体之后将有更好的测量方法。但很抱歉，这些测量方法并不那么可靠。“如果这些部门的成本确实有所下降，那么就必须有个办法来说明这一点。但我们找不到。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我们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改进作为依据。”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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