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位置是差额地租的决定要素。
斯密和重农主义派一样，对于农业和土地所有者存有一种偏爱，又和重农主义派一样，承认农业是特别适合的课税对象。他说：
“地皮租和普通地租这一类所得，是由土地所有者享有的，但在许多场合，土地所有者要受有这种所得，无须忍受任何辛苦或忧虑。所以，就把这种所得的一部分取来弥补国家的支出，生产的活动也没有任何种类会由此受到任何妨碍。社会的土地劳动年生产物，即大多数人民的现实财富和现实收入，在课税之后，和在课税之前，会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地皮地租和普通地租，是最适于担负特种课税的所得。”(第五篇第二章)
反之，里嘉图(第230页)却主张一种极平凡的见解。〔他是担心“不公正”和土地投机。
d. 两类土地生产物价值关系上的变动
《国富论》第一篇第十一章第三节，讨论“常常会提供地租的生产物和有时会但不常常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二者的价值关系上的变动”。
“在天然丰沃但其土地尚有最大部分不被耕作的国家，各种家畜和野兽，因为可以由极小量的劳动得到，故也只能购买或支配极小量的劳动。”
斯密曾由怎样奇特的方法，把价值由劳动量尺度的事情，和劳动的价格或一个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混同，那可由以上的文句指示出来，又同样可由以下的文句指示出来。如下的文句，告诉我们，怎样斯密有时把谷物当做价值尺度看。
“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中，无论在什么改良状态中，谷物总是人类勤劳的生产物。但一切由人类勤劳生产的平均生产物，总多少准确地，与其平均需要相适合。平均的供给，与平均的需要相适合。在土地耕作每一个特别的阶段内，在同一土地，同一气候中，同量谷物的生产，平均几乎都须投下相同的劳动量，或者说，平均几乎都须投下同量劳动的价格。劳动生产力固然会由土地耕作的进步而不断提高起来，但这种提高，多少会由家畜价格的不断的增加，而归于抵消（家畜是最重要的农业工具)。由这一切理由，我们应该可以断言，在一切社会状态和耕作状态中，用等量谷物，比用等量任何其他原生的土地生产物，是更能代表或抵当等量的劳动。所以……在财富发展和耕作进步的一切阶段中，谷物比任何其他商品或他类商品，都是更准确得多的价值尺度。……加之，谷物或其他为一般人民爱好的植物性食物，在一切文明国家，都是劳动者的主要食物。……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较更依存于谷物及劳动者食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更不依存于肉类或任何其他农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从而，金银的现实价值，金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现实劳动量，是更依存于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谷物量，而更不依存于它所能购买的肉类或其他农产物的量。”
第二篇 地租
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