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一周时间的会议，结果就是凯瑟琳1972年出版的著作《我们自身的隐喻》(Our OwnMetaphor，以下略写为OOM。)。[50]在某些方面，她对会议的说明可以作为关于梅西会议的反思，与梅西会议的副本形成鲜明的对比。我认为，对这种差异最好的解释应该是认识论的。凯瑟琳假定，观察者当然会影响他看见的对象，因此她特意告诉读者她自己当时的思想状态和情境。例如，她详细叙述在会议之前几个月发现自己怀孕的情况；生命令她多么敬畏，参加会议还是放弃，她一直在犹豫；婴儿早产了，只活了一个下午就天折了，她感到多么绝望；参加会议时，她还是无法摆脱悲伤；她觉得悲伤肯定影响了她对观察对象的解释。
凯瑟琳关于会议的记述与梅西会议副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一个是学术性的，另一个是轶闻性的。显然，对凯瑟琳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清晰地理解每一个发言人所讲的内容，并且熟练地带领读者穿过那些与梅西会议副本一样艰深复杂、琐细详尽的学术化陈述。相反，差别在于她对待材料的态度以及她尽可能呈现相关语境的决心。她特意告诉读者的，不仅是相互交流的观点本身，而且是人们对交流（行为）的看法以及她对与会者的感受的传达。除了交流的语言，会议的记述还包括了与会者的外貌、身体语言和情绪氛围。关于梅西会议，她的母亲玛格丽特·米德已经反复告诫，会议副本仅仅是纯粹的口述记录，因此只代表交流发生时的片断。米德希望一种更完整的记录，能够包括“姿态、手势和腔调”。[51]二十年后，凯瑟琳用精确的描述满足了这个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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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