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或多或少实现过”。[47]
布兰德希望知道控制论失势的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反复地问。会议副本编辑者—海因茨·冯·福斯特、玛格丽特·米德和汉斯·托伊贝尔——在1953年第十次会议之后的通信证实了他对局势的理解。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和麦卡洛克希望出版会议副本，就像先前四次会议的副本一样。但托伊贝尔不同意，他认为会议的讨论太散漫、混乱了；如果出版了，结果肯定是一团糟。尽管只是编委会的晚辈，但他的立场很坚定。他在写给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并且抄送麦卡洛克的信中说，如果其他人不顾他的反对并且决定出版的话，那么他希望将自己的名字从编者名单中排除。[48]作为小字辈成员，他的损失将是最大的，因为其他人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名望。麦卡洛克的回信肯定非常强硬，因为托伊贝尔的回答更加斩钉截铁。他坚称问题本身不是关于他自己的名声，而是关于出版副本的质量。“从您的便签知道，您和瓦尔特显然认为我不通情理。请您转告他，我想从编辑者中除名，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名声，而仅仅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副本理出任何头绪。最后一次会议的汇报贬抑前面的会议，但事实上并没有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什么。即使有一点火花，也不足以和前面的相提并论。我有责任向您和弗兰克·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说明我的想法。”[49]米德作出了妥协。这三位发言人将以正式论文的形式出版自己的谈话，并且将用麦卡洛克关于会议的总结作为序言。大家都不想对会议或者会议副本说的太多。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梅西会议终结了，但反身性并没有结束。尽管控制论的反身性意见没有在梅西会议期间凝聚成统一的理论，但贝特森并不想放弃这个观念，他决定继续前进。1968年7月，贝特森组织了一次会议探索控制论的反身性涵义如何才能作为新认识论的基础。他邀请了一组科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包括沃伦·麦卡洛克和戈登·帕斯克(GordonPask）这两位重要的控制论干将以及玛丽·凯瑟琳·贝特森（顶着她父亲的“帽子”）—一位专门研究比较宗教的人类学家。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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