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凯瑟琳关于沃伦·麦卡洛克的描述：“沃伦有一双明亮、严厉的眼睛，头埋在瘦削的双肩上。白头发，白胡子，欢乐与悲伤，争强好胜与彬彬有礼，奇怪地融合在他身上”(OOM，Pp.23—24)。当麦卡洛克发言时，凯瑟琳竭尽全力去领会他的观点，并且发现他并不在意听众的需求和反应。“相比其他任何人的发言，沃伦更喜欢使用毫不妥协的学术词汇，涉及我一无所知的科学家或者非常陌生的数学和神经生理学。在听讲时，我一直忙于反省自己是否正在分类整理他所列举的每一个例子，是否明白他的例子代表什么，或者他想在这个学科语境里说明什么。也许不到两三个人能够理解他所举例子的大部分涵义。”(OOM，p.65)。在凯瑟琳语境化的记述中，麦卡洛克对“经验认识论”的尖刻批评显然付出了代价——去语境化的倾向让他与听众的交流很不成功。
凯瑟琳·贝特森在前言中收录了格雷戈里·贝特森确定会议日程和研究事项的文献。正如在梅西会议期间的发展演变一样，控制论的影响显然贯穿始终。同样明显的情况是格雷戈里对那些概念的修正、批评和转化。会议议程表明，他希望与会者考虑“三种控制论或者自我平衡系统”：个人、社会以及个人和社会置身其中的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尽管意识将会被当做“这些系统耦合（coupling）中的一个重要部件”(OOM，p.13)，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的作用还是受到了限制。从“精神活动非常重要的过剩物(plethora)”中，它选择其中一些作为重点(OOM，p.16)。格雷戈里假定，指导这种选择的重要因素是“目的”(purpose)。当意向性的选择被接纳为整体时，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意识已经反馈到思维的剩余物，并且如果意识仅仅处理整体思维活动被扭曲的样本，那么自我的有意识观察和世界之间、自我的真实本质与世界之间必定存在一种系统性的（非混乱的）差异”(OOM，p.16)。由此，梅西会议强调得特别重要的“目的”，在这里不是变成了假定的倾向性，而是变成了一组呈现意识并且扭曲所见现象的透镜。透镜遮蔽了“自我和世界的控制论本质”，“使意识不可辨识”(OOM，p.16)。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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