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对梅西会议的改造，最明显的体现莫过于他对世界和自我的“控制论本性”的思考。在他看来，控制论已经不再是梅西会议的自我稳定模型(尽管这种语言的回声依然在延宕）。相反，它已经变成了格雷戈里十年后在自己家的餐桌上画的那个大箱子的反身性。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将系统与环境分离开来的意义/重要性也已经发生改变。在贝特森看来，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不是一个必然的科学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畸变。将有意识的思维（mind）向目的（purpose）倾斜，使之聚焦通向可见目标的因果相关事件/活动形成的拱弧。被删除或者被遗忘的是这些拱弧扎根的基础。在贝特森眼里，真正的控制论方法，应该集中在将部分连结成相互作用的整体的耦合(couplings）。
在接受斯图亚特·布兰德采访之后一年，1977年6月，格雷戈里写给凯瑟琳的一封信，明显透出了格雷戈里控制论观念的修正主义批评。在信件的开头，格雷戈里评价重读《我们自身的隐喻》是如何生动地让他回忆起会议的情形。然后，格雷戈里陈述了他自己的新“控制论”认识论的要点。他从“我们从不知道世界本身”这个前提条件开始。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感觉/观念为我们建构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根本不了解世界。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些东西，并且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来建构内心世界的内在程序的最后结果。因此我们知道自身作为复杂的存在，包括让我们延伸到意识之下以及超出自身进入世界的程序，也包括让我们深入内心世界的程序。内心世界对意识是有效的，意识仅仅因为那些程序而存在。格雷戈里的说法是，“我们是自己的认识论”。[52]凯瑟琳的措辞非常相似：“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重要的隐喻”(OOM，p.285)。按照这种说法，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两重性/二元论（dualism）消失了，因为作为客体的事物本身并不是为我们而存在。只存在主观性和内心世界。正如这种控制论所建构的，世界是一种一元论(monism)。不过，它不是唯我论的，因为格雷戈里相信，内心世界的微观宇宙在更大的生态系统内起作用，仅仅因为它是宏观世界（大宇宙）专属的隐喻。在她的结尾的章节中，凯瑟琳引申了这种观点，设想我们可以理解外部世界的复杂性，仅仅因为我们建构内部世界的代码同样地复杂多样。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是自身的隐喻，也是更大系统的隐喻。我们就生活在更大的系统之内。这种引申促使她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耦合进行微妙的分析，包括“因为世界是耦合的，所以关于世界的分析最终必须将它视为单个系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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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