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负责将这些男人（以及两个女人）的讲话变成打字稿。是她在听先前会议的磁带录音，并且坚持不懈地辨析听不清楚的话语。当她把第二次梅西会议记录的打字稿交给麦卡洛克时，她痛苦地写道，她知道其中有“很多很多空白”，但是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博士命令她和她的工作人员只能听两次录音，并且要打出她们听到的一切。[56]显然，用文字誊写磁带录音的内容，要花费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不想这样浪费自己的资源—他的资源，她的时间。
由于记忆或者书写畸变，布兰德把弗雷德写成了弗洛伊德。但这种“误会”似乎非常贴切，因为这个女人（弗雷德）真的就像一个弗洛伊德的病人，尽管通过她的努力，副本（当我们阅读副本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副本中却没有她自己的声音。她主管表意能指/符号（signifiers）的物理转换—从磁带录音到打字誉本，从打字誉本再到修订本，从修订本到印刷校样直至成书的过程。其他人—编辑者托伊贝尔、米德和冯·福斯特，组织者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和会议主席麦卡洛克——关心的是内容。但她关注的重点是过程的物质性—这个过程将声音变成文字，把符号变成书本。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副本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并且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当她被告知不要再花时间了，但誉本上的省略/空白却比文字还多时，她的感觉非常糟糕。该怎么办？她建议费雷蒙一史密斯和麦卡洛克应该坚持要求发言人事先提交讲话稿的草稿。[57]那么，她就没必要费劲地听磁带录音，按今天的标准，那些录音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她也没有必要去猜测那些不熟悉的文字(誉本的手稿到处都是拼写错误)。她学习速记打字（或者雇佣会速记打字的人），以便把那些讲话直接输入机器。由此，将发言人的草稿合在一起，她就可以同步拿出关于发言和讨论内容的文稿，而不至于把自已逼疯。在一次编辑会议上，当其他人认为发言人的事情太多了，不应该要求他们事先向组委会办公室提交发言草稿时，她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发言草稿至关重要。她既要捍卫自己，也要捍卫她手下的工作人员—那些在等级序列中地位比她低的女性。不能指望她们付出太多。尽管她没有这样说，但她心里肯定这么想过。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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