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编辑会议的副本轻描淡写地提到了珍妮特·弗雷德在梅西小组中的作用。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必须靠她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他决定为梅西会议的主席们准备一份小册子，向他们提供指导原则。他说，“这个东西（小册子）摆在我们面前了，实际上，它是弗雷德女士的建议………”在其他地方，当他意识到自己“思维跳跃”并且偏离轨道时，他会参考弗雷德女士为他提供的话题目录。[58]当其中一个人发言说现在已经有十三个梅西小组，并且追问梅西会议办公室是否能够照顾得过来时，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肯定看了看弗雷德，因为他在这种以男性为主导的专业性会议上说出了这样的话，“你写并且得到甜美的微笑(You write and get a lovely smile)。对于这个问题，你还有其他事情想要说吗？”“没有”，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据我说知在梅西会议副本的其他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人这样简洁地说“不”或者“没有”。也许因为她觉得窘迫。也许她只是觉得自己的地位（特殊)，说多了不合适。
转写技术忠实地保存了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话，珍妮特·弗雷德自己都疏忽了这一点。我感到困惑的是，这句话的措辞有点奇怪。她写并且得到微笑，似乎她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把微笑取回来，似乎微笑是在其他地方生产并且送回到她脸上的。我不知道她的微笑来自何处，因为珍妮特·弗雷德隐藏了自己。我们很难直接看到她；我们只能通过她对其他发言人的反应来窥探她。她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被称为外部观察者，她在纸上制造标记，她通过标记建造了系统。她观察自己建造的系统，尽管系统本身还有很多麻烦，将她列入那些有权发言和制造意义的人的名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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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