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道理。
上列清单的确有点诱人，通过微乎其微的空间，就可以从弥补缺陷的辅助工具，发展到提高常规功能的介入装置。一旦这种拼接获得通过，再对这个过程设置概念上的限制就变得相当困难。在“赛博宣言”中，唐娜·哈洛维谈到了电子人打破传统物种分类界线的潜力。2]将控制论装置和生物组织融合在一起，电子人颠覆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用神经系统的反馈代替认知，它挑战了人与动物的差异；利用反馈、等级结构和控制等理论解释恒温器和人的行为，它消除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在带来焦虑的同时，电子人甚至能够激起情欲的幻想：看看《银翼杀手》里的女电子人形象。在电子人颠覆人类界线的另一面，是哈洛维所谓的“令人愉快的紧密链接”，即对原本认为不得触碰的各部位进行链接。将饱蘸情欲的颠覆与强烈的熔合交织起来，电子人成了一种舞台，展示着各种有关身体界线的争论。不同的身体界线，通常标志着阶级、种族以及文化差异。尤其是在想象的领域，而不是通过实际的身体行为（相当于对赛博主义幻想的现实检验）发生作用时，控制论暗示：身体的界线是可供争夺的。
正如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他们关于各种身体隐喻的研究中证明的，我们身体的各种图像，其限制性与可能性，能言善辩的与沉默寡言的，让我们明白了自己想象自我警戒与控制智能领域的方式。[3]一旦身体被视为某种建构物，遭遇彻底改变和重新定义，那么，知识的主体也相应地会被视为建构物，显现知识主体的有机形式更是不可避免。在控制论将身体重构为信息系统的同时，它也将自己呈现为一门重新描绘智能图谱的信息科学。它不断深入到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电子工程等不同的学科领域。成为一种通用溶剂，要消解传统学科的各种界线。[4]应该承认，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对这种帝国主义式的野心是认可的。但是，当他深入思考控制论对社会和人本主义等领域的渗透时，发现自已遇到了一些令人困扰不安的问题。控制论对于界线的消解应当止于何处？这种消解所带来的焦虑将在何种程度超过它带来的狂喜？维纳的著作表明，当控制论的界线消融滑向失去控制的危险境地时，它所引起的激动和不安同时应运而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即电子人观念建构的初创时期，各种思想动向的交锋，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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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