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简要归纳可知，投身维纳的工作，必然会遭受矛盾的打击。在展望种种新奇的、有力的、将人和机器相提并论的方式时，他也极力为各种自由人本主义价值观念辩护。1954年，维纳与内科医生听众的一次面对面谈话，显示了他深深的焦虑和矛盾情绪[5]。他预测了全自动工厂的存在，认为电子计算机是可以思考的机器，有能力代替许多人类决策过程，并警告人类不能让机器变成他们的主人。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自由人本主义的观念统一、理性的自我，自我的自主、自由权利，以及与启发自我价值的信念相联系的认知机构—深深影响着维纳的思维。通常，这些观念对维纳是非常有效的。例如，在劳伦斯·古博等许多人在鼓吹脑叶切断术的时候，维纳却拒绝这种实践。二战期间，维纳疯狂地沉浸于军方支持的研究，但是战争结束后就宣布自己反对核武器并从此拒绝做军事实验6]。在维纳的著作中，人本主义观念和控制论观点之间的对峙随处可见。一方面，他将控制论运用到雷达噪声滤波、防空火力控制、鱼雷以及导弹上面，创造了更有效的杀人机器（如彼得·盖里森所说）[7]。另一方面，他又努力为控制论机器设想人本主义自我的面貌。控制论机器人应该这样来设计，让它们站在人类兄弟（姐妹很少出现在这个画面上）的身旁，就不会威胁到拥有自主权、自我控制的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相反的，人却可以使自我扩展进机器领域。
第四章 自由主体性的危机：诺伯特·维纳与控制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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