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控制论与自由人本主义的合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奥托·迈尔在《现代欧洲初期的权力、自由和自动机器》中所描述的，自我调节的机械与自由人本主义平行发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8]。迈尔认为，有关自我调节的理念，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曾促进了16、17世纪期间以集权专制为特征的欧洲政治思想体系（尤其是英国、法国、德国）向民主、分散控制和自由的自我调节等启蒙哲学转变。启蒙哲学被想象成一种自我调节体系，可以按照自身规律运行—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到启蒙的利已主义政治哲学，莫不如此。这些关于经济和政治体系能够自我调节的洞见，催生了另一个颇受欢迎的观念，即自由的自我，也是一种自律的、自我调节的主体。到了20世纪中期，自由人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和占有性个人主义，形成了某种令人不安的同盟。这种同盟一旦帮助创造了电子人，必然会在同时瓦解自由主体性的各种根基。菲利普·K迪克发掘了这种潜在的不稳定性，他利用自己的小说提出质询：如果一个控制论的机器，在它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力量，并且变得十足的自觉与理性，是否应该允许它独立自主，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9如果个体对自我的占有是自由人本主义的一个构成性前提，那么电子人则通过它对理性主体的形塑/体现，使这个前提变得复杂化。事实上，这种理性的主体总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形成的。
迪克的小说揭示的自由哲学中存在的这些前后矛盾，在维纳的文本中也非常明显。维纳的著述沉迷于很多给自由主义在文化批评家中间带来坏名声的做法：假定为每个人说话，而实际上只是借大家的名义替少数有特权的人发言；给予一部分人选举权而把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掩饰其深层的结构性的不平等；资本帝国主义中发言人的同谋，其花言巧语是为了掩饰或者掩盖事实真相。维纳与这些共谋的批判走得最近的是一个由他建构的与他的控制论机器完全相反的僵硬、死板的机器。这种怪异的、与人格格不入的机器带有他想从控制论中清除的各种性质，包括僵化、压迫、对思想和行动军国主义式的管理、将人降格成蚂蚁一样的要素、操纵、背叛和死亡等等。批判的范围是受限的，因为它让负面的价值远离他的计划，而不是承认与它们有某种同谋。例如，当他宣讲自动化工厂时，他预知它将会导致大规模的经济置换和迁移(对于工人阶级其全部含义就是作为自主的独立的机构)，但是他没有提出补救和改正的措施，而只是老生常谈地强调人一定不能让机器取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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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