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接力的熵：从热力发动机到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马克·塞尔泽(Mark Seltzer)在《身体与机器》(Bodies and Machines)中追溯的一系列转变开始我们对于熵的研究。致力于研究19世纪晚期自然主义理论的社会形态的塞尔泽发现，在自然主义的核心理论中存在着一种双重的看似矛盾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坚持人、表现以及行为的实体性或物质性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坚持人类、身体与情绪相对于模型、数字、地图、图表以及轮廓表征的一种抽象观念”。将源于这种双重驱动力的意识形态称为“去物质形态的唯物主义”，塞尔泽援引这种现象作为人类行为的统计学表征的出现以及再次关注人类身体的人体工程学的例证。[3]其中一个聚焦于被抽象为数据的统计性整体的行为，另一个则把重点放在能量消费与耗散的物质过程。他们阐明了既作为物质客体又是概率存在的身体的建构。
赛尔泽提出的双重性理论形成于19世纪，在20世纪随着统计热力学与信息理论的融合而再度兴盛。对于这种融合，控制论就是主要的场所之一。对于模式的强调将身体建构为非物质的信息的流；对于结构的强调发现了这些“黑箱”充满了物质性。这两个部分的复杂耦合导致建立起生物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一系列交换。为了弄清楚这些耦合是如何形成的，让我们先来研究热力学建立起来的交换机制以及接踵而至的控制论。
热力学第一定律，是坚持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会损耗，它指向一个能量无流失的世界。热力学第二定律，认为熵在封闭的系统中总是趋向增加，预示一个持续减少的宇宙。第一定律与第二定律之间、稳定性与衰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一个穿越世纪之交文化形态的主旨。根据赛尔泽的观点，这种紧张关系本身如同一个热力学转换器，允许相互矛盾的事物相互连接在一起，比如生产与再生产，机器与身体。人体之所以像热力发动机，因为它将能量不断转换为不同形式并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将其消解；人体又不像热力发动机，因为它可以利用能量来自我修复和再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照建构了人体与机器之间的区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扮演着转换器的角色，将人体与热力发动机连接在一起。塞尔泽认为，通过这种对照，“得到详尽说明的，是相互‘对立’或者矛盾的记录（registers）之间或多或少具有实际效用的一种转换和中继系统”。这些模棱两可的联系得到加强，因为热力学本身被理解为永恒不灭与耗散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事物。因此，他的结论认为，热力学，在科学权威的旗帜下同时裹挟着保守稳定和耗散衰减，“为机械学和生物力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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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