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接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一系列变化中，最重要的是麻烦而且多变的反身性概念。正如第三章所见，在梅西会议上执著于反身性的人，并无多少收获。情况的种种特殊性将反身性限定在心理分析的话语中，库别性格固执口碑不佳，反身性概念无法量化一都为反身性设置了障碍，并且影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12]1968年的会议上，格雷戈里·贝特森表明，如果/且只有从根本上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论进行返工，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贝特森在结论中得出直观的跳跃：主观/主体经验的内在世界乃是对外在世界的隐喻，这种隐喻是灵感闪现的残留，而不是沃伦·麦卡洛克等经验主义者所能赞同的可靠的推论。问题是如何将这个新的认识论与实验程序结合起来，用经验数据取代直觉，让认识论发挥作用。
在这一系列不断演变的事件中，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是信息的科技性概念、电子人和后人类。像诺伯特·维纳一样，马图拉纳强烈坚持自由人本主义。对他而言，最关键的是在将自由人本主义从笛卡尔和启蒙主义的框架中拽出来的同时，要保存自律性和个体性的重要特征。即使当他努力地去“谈新事物”时，也总是会重复第一波控制论的许多假设。事实上，这些假设已经被其他设想彻底修正了。3]在海因茨·冯·福斯特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努力的早期形态。福斯特这个和蔼可亲、人缘极好的奥地利流亡学者，扮演了一个联结第一波控制论和第二波控制论的过渡性角色。从此开始，我们将追溯由马图拉纳助长的认识论的演进，勾画它与前述三个故事的联系，最后探讨那些不同的假设。那些假设引导马图拉纳的合作者瓦雷拉开启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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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