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农的方案还有另外的优点。但是,当他的前提条件与已经在文化中产生影响的某种倾向相互作用时,会付出代价。从某种物质的基质上抽取信息,意味着信息可以是自由流动的,不受语境中的变化影响。这种行动所获得的技术杠杆/优势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对信息进行形式化处理,使之成为一种数学功能,申农就可以在自己强大的理论归纳中开发很多定理,完全不用考虑具现信息的媒介。不过,并非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行动是个好主意,尽管它的理论性力量非常强大。正如卡罗林·马尔文(CarolynMarvin)指出的,这种去语境化的信息观念/建构,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内涵,比如,欧美中心主义(Anglo-American ethnocentrism)认为数字信息(digitalinformation)比与具体语境相关的模拟信息(analog information)更重要。[33]即使在申农的时代,就已经有很多人抱怨:将信息与语境分离开来,由此将信息与意义进行切割,使这个理论的形式化处理非常狭隘,以致不能用于一般的传播学理论。申农自己也经常警告,这个理论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技术性的条件,而不适用于一般的传播学领域。[34]在另外的环境下,这个理论可能走进死胡同,成为自已过度形式化和去语境化的牺牲品。但是,在二战后的年代,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将信息具体化为自由流动的、去语境化的、可量化的实体(entity)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个实体将成为解开生命与死亡之谜的关键之匙。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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