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考古学及其对具形的消除
承认全景监狱从未建成，福柯还是认为它“肯定不能被理解为一种梦想建筑；它是一种还原到理想形式的权力机制的图解；它从任何障碍、抵制或摩擦中抽象出来的功能/运作，必须被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和可视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可能并且必须脱离任何特定的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轮廓，[5]一方面，全景监狱超越“任何障碍、抵制或摩擦”的抽象，进入一个由各种分散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规训/纪律(disciplines)构成的系统，给福柯的分析赋予了力量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将注意力从实际的身体在它们的文化和物理特性中如何实施整合和抵制整合他所描述的物质实践转移开去。
全景监狱从规训者（disciplinarians）的身体中抽出权力，形成一种普遍的、无形的（看不见身体的）注视，这并非巧合。相反，恰好是这种做法赋予全景监狱力量，因为规训者的身体似乎消失在技术中，肉体的局限性就被隐藏了。尽管被规训者的身体没有消失在福柯的学说中，但是被规训者肉体的特殊性却同样被淡化为技术，通过监视技巧和实践，按照某种统一的方式变成一种被普遍化的身体。当（我们）考察涉及具体人物（embodied agents）的实际情形时，仅仅将全景监狱视为一种抽象的机制时所掩盖的局限性就会显露出来。不能承认这些局限，福柯的分析既重温又挑战了全景监狱社会的前设条件(presuppositions)。由此，福柯参与并且解构了消除身体的全景展示行动。暴露全景敞视社会背后的假设条件，福柯的分析也不免拜物地重建它们，合成一种通过话语形态和物质实践建构的身体，消除了具体形式总会产生的语境性规定。[6]对于这种观点，一种有效的解药是伊莱恩·斯卡瑞（ElaineScarry）在《疼痛的身体：世界的形成与瓦解》(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中对酷刑的研究。7]像福柯一样，斯卡瑞也追问酷刑实践背后的文化设想和政治目标；同样像福柯，当她谈到对身体施加的攻击时，她用语言描述(representations）将它们带入话语领域（还有其他办法吗？）。但与福柯的讨论不同的是，她的描述被用来强调身体性实践有一种物理的现实性，这种物理现实不可能完全溶解在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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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