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rious）中想象的数字方案一样。[11]富内斯的头部受伤，说不清楚是祸是福，因为创伤使他能够记住每一种感觉、思想的特殊性和唯一性。他建议给每一个数字指定一个独一无二的非系统化的名字，一个与它之前和之后的数字没有任何关系的名字。如果可以离开身体对具形/体塑进行表述多种理由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至少在对它们命名的行为中，表达就对体验进行了系统化和标准化处理一它将像富内斯的数字一样，成为一种表达由差别造成的连续不断的影响的具体言语的泡沫。
不过，还是有一些理论家站在抽象和普遍的立场坚持特定事物的重要性。例如，米歇尔·德·赛尔托(Michel de Certeau)就对福柯提出了有益的纠正，指出对文化占有（cultural appropriations）进行个人性阐释的重要性。[12]具形/体塑类似于阐释，它们都天生就是行动的(performative)，服从于个体的规定，并且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即兴的。身体可以没有一点怨言地消失在信息之中，但是具形/体塑不能，因为它与具体场合的人和环境密不可分。一旦具形/体塑得到承认，关于全景监狱的抽象就瓦解成体现在特定语境中的特定人物的特殊性。伴随这些特殊性一起到来的是抵制和颠覆、过度和偏差的策略。
身体在某种文化中被归化和接受（naturalized）是最主要的；具形/体塑通过它与各种身体观念之间的互动被归化和接受仅仅是次要的。结果，当理论家揭开归化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时，他们放逐和疏远（denaturalized）的不是身体而是具形/体塑。正如福柯描述的例子，不可能既要解构抽象的内容（content）同时又要让抽象的机理(mechanism）保持不变。走出抽象没有摩擦、没有具体形式的领域，要求一起阐释身体和具形。这种阐释怎样才能实现、并且不是简单地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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