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他/她的手指的延伸。有些人知道如何打字，但是不知道如何阅读打出来的文字，比如，一个打字员可以打出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手稿，但他/她根本不懂那门语言。相反，有些人可以阅读打字稿而不知道如何打字。身体的能力和技巧不同于话语(discourse)，尽管在某些语境下它们可以生产相同的话语，或者能够被读解成话语。这是康纳顿的观点，他指出身体性实践的意义“不能被还原成只存在于分离的‘层面’、外在于身体行为的直接领域的符号。习惯是一种知识，是双手和身体中的一种记忆；在习惯的养成中，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14]。
对铭写实践与归并实践进行区分，我的意思不是暗示归并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更“天然”，更普遍，或者比铭写实践更少文化的表现。身体是通过两种实践适应文化的。坐、立、行、止方式的特征在文化上都是具体的，就像我们说话和写作的方式独具特色一样。另外，文化不仅从环境流向身体，而且也从身体发散到环境。例如，姿态以及四肢在身体周围空间的延伸，向儿童传达了男人和女人占据空间的性别化方式。这些非语言的经验常常通过语言的方式被强化；“男孩子不要像那样”，或者“女孩子坐的时候不要把腿叉开”。重要的是，语言的禁令常常采取否定的形式，比如在刚才的例子中，通过归并实践而非铭写实践，肯定的内容得到了更有效的传达。展示某人如何坐，很简单；但是用语言描述所有预期姿势的细微之处，却很困难。归并实践表现身体性的内容；铭写实践校正和调节表现。因此，归并和铭写实践一起创造了文化解构。这些例子的焦点性别，不仅是由性别化的语言而且也是由性别化的身体实践产生并维护的，它们作用就是将身体规训和归并到复杂的意义和表现之中，而正是这些复杂的意义和表现在既定的文化中构成了性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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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