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归并实践总是执行性的、实体化的，所以它们必然包含具有语境特征的即兴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姿态是可以普遍化的，但它们的规定也依赖于具形化个体的特殊性：四肢和躯于的精确长度，连接肌腱和关节的准确肌肉，形成肌肉紧张与力量的身体经验沉淀的历史。归并产生于身体与具形、抽象模型与具体语境之间的合作。具体语境是抽象模型的实体化体现。铭写一旦完成，就可以从一个语境转换到另一个语境。与铭写相反，归并不能完全脱离它的语境。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归并具有的语境性成分赋予它迥然不同于铭写的性质。
正如归并实践并非必然比铭写实践更“自然”一样，具形/体塑也不比身体更本质。实际上，在具形的语境中很难看见有什么本质主义的意思。本质主义的冲动是规范性的，表示人类存在共享的品质或者属性。尽管所有的人类都共享（人的）具形/体塑是事实但具形的经验还是沿着一种由可能性构成的光谱散播。哪些可能性被激活，取决于规定的语境，因此没有哪一种立场比另外的立场更本质。由于相似的原因，具形并不暗示自己是本质主义者。正如弗朗西斯科·瓦雷拉、伊万·桑普森(EvanThompson）和伊兰诺·罗琪(Eleanor Rosch)在《具身的心智》(The Embodied Mind)中指出的，统一的、连续的、本质的自我既不能必然地也不能充分地用来解释具形的经验。[16]瓦雷拉和他的合作者相信，越接近具形流(fluxofembodiment)，就越能意识到统一的自我不过是一种从痛苦和恐惧中创造出来的虚构。按照这种说法，具形不是强化了本质主义，而是颠覆性地削弱了它。
如果具形不是本质主义的，那么它也不是演算性的。对于围绕具形给思考和学习造成了什么差别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而言，这个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涵义。在《计算机不能做什么》（What ComputerCan't Do）中，修伯特·德莱福斯（Hubert Dreyfus）指出，人类的很多行为，在数字化计算机的启发式程序中，都不能被形式化处理，因为这些行为是具形的。在德莱福斯看来，具形意味着人类赋予他们一种方便的学习模式，甚至智力活动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单独派生于思维的模式。他用孩子学习端茶杯做为例子。孩子不需要分析性地理解动力反应或者与此行为相关的动力学；孩子只需用手指将它抓住并且想法拿起来。然后，为了学会这个动作，直到可以随意地完成，孩子也只需要重复之前的动作。不论怎样，孩子都不需要将动作分解成分析性的构成或者明确的指令。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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