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学习变化的时候，也要考虑文化的传输。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保罗·康纳顿将具形/体塑与记忆联系起来。他指出：仪式、纪念庆典以及其他身体性实践有一种执行性的方面，这是关于内容的分析不能掌握的。就像执行性的语言一样，执行性的仪式必须被规定执行/发生。例如，礼拜/祷告仪式“是一种有且只有当这些念叨/话语被表达时才会出现的讲话行为；如果没有这些表现/表演，就没有仪式”。尽管仪式主要是语言的，但它们不是排外的。除了通过说与听创造的感觉事实之外，伴随语言的还有手势和动作。在言语方面之上，是通过感官反应、马达控制和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制定的归并。因为这些庆典都是具形的实践，所以实现庆典总是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接受它们，而不管某人自觉的信仰如何。“我们可以假设其他人坚持的神圣信仰，只不过是一种荒诞的幻想”，康纳顿写道，“但这绝不可以等闲小视，使他们的真实表达受冒犯……以爱国为由侮辱他们的旗帜，或者强迫异教徒接受洗礼，都会冒犯和亵渎他们”。[20]
身体实践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们已经沉淀到习惯性的动作和行为中，深入到意识觉悟之下。在此层面，它们获得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可以惊人地抵制想要对它们进行修正或改变的意识动机。出于天性，习惯（habits）并不占领有意识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习性，准确的原因在于它们或多或少是自动完成的，有关如何付诸行动的知识似乎就停留在人的指尖而不是存在于心灵/思维(mind)。习性的这种属性具有一种政治内涵。当一个新政权上台，将会不遗余力地残酷打击旧习惯，因为在这里会遭遇最难以控制的抵制和反抗。布尔迪厄指出，所有希望塑造“新人”的社会，都要通过重在身体实践的“破除旧文化”(deculturation）和“再造新文化”(reculturation）过程来完成塑造“新人”的任务。因此，所有的革命，无一例外地，都会大力强调“穿着、打扮、身体行为和语言行为的重要细节”，因为“它们以简略和适用的形式，比如助记符，在【[身体]中寄托了某种文化主观内容的根本原则”。[21]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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