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布尔迪厄断言“以这种方式体现的原则被置于意识的掌握之外因此不能被主动的、故意的转变所碰触”（p.94）时，他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他正确地强调了这种实践对智力活动的抵制。同时，他也正确地看到了这些实践对于教育和纪律/规训的重要性。“教学理由的整个手段”，他观察到，“完全在于它吸收精华，同时似乎要求微不足道的方式：获得形式的尊重以及尊重的形式，尊重的形式构成了对服从既定秩序最显眼同时最隐蔽（因为最自然’）的表现……礼貌(politeness） 的让步总是包含着政治的(Political)让步”(pp.94—95)。沿着相似的线路，康纳顿写道，“每一个群体会在身体的自动行为中寄托他们最急于保护的各种价值和范畴。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沉淀在身体中的习惯性记忆，在心灵中更好地保存过去的历史”[22]。
总而言之，在这些讨论中发现了通过归并实践获得的关于知识的四种区别性特征。第一，被归并的知识(incorporated knowledge）保留了即兴的元素。即兴的元素将归并的知识变成语境的而不是抽象的，使之与实体化的环境紧密相连；第二，被归并的知识深深地沉淀在身体中，并且极力抵制变化；第三，归并的知识部分地屏蔽有意识的观察，因为它是习惯性的；第四，因为归并的知识是语境中的、抵制改变的、没有向沉思的思维/心灵敞开的，所以它有力量划定产生有意识思想的界线。除了这四大特征，我还想增加第五种。当归并实践中发生变化时，这些变化通常与影响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如何体验时间和空间的新技术相关。新技术形成了变化，与此同时，变化也会创造新技术。通过创造新的经验/体验结构，具形/体塑介入到了技术和话语/论述之间。新经验结构的作用就是充当相应话语系统创造活动界标。在技术创新与话语实践之间的反馈回路中，归并是一种关键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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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