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要思考磁带录音（tape-recording）对于某种文字/文学文本的意义。录音带敞开了一种可能性：语音可以从身体中取出来放置到机器中。如果被静音的声音产物是阅读文字文本的根本，那么如果我们讲述自己故事的声音不再位于身体内的静音(vocalization）而是装在机器中时，会发生什么呢？通常，技术和文学的历史都将技术当做主题（theme）或者要在文本世界表达的对象。我想采取一种不同的方式，专注于录音带改变了语音和身体之关系的技术特征。在《车票》中，伯勒斯将录音带技术造成的变化与一种新主体性的产生联系起来。在《车票》不断变异和变态的身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后人类身体的预兆。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地阐述。这些变异同内心独白紧密相连。根据伯勒斯的观点，内心独白就像寄生物一样居于身体之中。但是我正在推进自己的故事。首先，我们需要追溯音频技术的发展。伯勒斯曾经用音频技术影响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视话语为一种身体蹂躏。
诞生于20世纪初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录音带可能已经步入老年了，渐渐淡出了市场，并且被光碟、计算机超媒体之类的东西取代。录音带在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文化中独领风骚的时代大概只有四十多年（1950—1990)。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写作自已的控制论三部曲—《爆炸的车票》《柔软的机器》(TheSofMachine）和《诺瓦特快》(Nova Express)，威廉·伯勒斯与录音带的开创非常接近，甚至将它当做一种具有革命力量的技术。当写作从铭写(inscription）中分离存在/现身（presence）之后很久，语音还继续暗示一种以现场和身体方式出现的主体。当然，录音带并不是第一种挑战这个假设的技术，并且它所做的文化工作最好放在与声音技术相关的语境中来理解，特别是电话、收音机和留声机。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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