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自己说某件事并且继续半个小时前说的其他事，可能令人感觉相当不安。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如果你迅速走出工作室，甚至可以看见先前正在进来的自己。”[32]他的语言将这种令人不安的效果置于时间的延宕（在不同时间说的话可以合并起来）和语言与存在的分离（他不能再称自己为自己）之中。当磁带的这些性质被制定到文字产品中，就会在表现性代码(representational codes）和技术特异性之间产生某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当语音被移置到磁带上，身体就通过转喻的方式参与了语音在这种媒介中经历的转变。对于某种1950年之后的文本，身体变成了一台磁带录音机。
当伯勒斯写作《爆炸的车票》时，他认真地考虑过录音机和身体之间转喻性等价的可能性。[33]他推理道，如果身体可以变成录音机，那么语音（voice）就不可以理解为语音和存在的天然性整体/联合，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技术性产物，挪用身体的声音装置/器官，用于和本身完全相异的各种目标。“话（word）现在成了一种病毒”(《车票》，p.49)，叙述者用受到佛教思想启迪的话说。这里的佛教思想是指，某人对于自我的感觉/某人的人格意义是通过内心的独白来维持。独白不是别的，就是自我为了确证它自己存在而讲述的故事。[34]编织到独白中的内容，是社会希望它的成员信以为真的故事；独白制订自我规训和自我创造。伯勒斯主张停止内心独白将它录到磁带上，并且使之便于各种不同的操作，由此将内心独白变成外在的和技术化的。“在我们能够停止它之前，交流必须变得完整和自觉”，叙述者声称(《车票》，p.51)。然而，拼接磁带远非是毫无害处的。一旦某人的发声（vocalization）与身体声音被拼接到别人的声音中，其效果可能反馈到身体中，产生一种混乱的突变。录音机既充当了对这些突变的隐喻，又充当了产生这些突变的工具。被录音的身体可以从垂直的“分割线”处分离，奇怪地变成半个某人、半个别人，似乎就像纵向拼接的磁带。在一种令人困扰的文学意义上，录音机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穿过了身体，又穿过了控制和规训身体的程序。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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