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爆炸的车票》中，身体成为一个被争论和阻力围绕的多层次场所，比如：作为隐喻，作为物理现实，作为语言建构，作为磁带录音机。录音机对于理解伯勒斯关于合选政治（politics of co-potation）的观点非常重要。交织到人类血肉之躯里的是“前录音”(pre-recordings)，前录音就像寄生虫一样，时刻准备接替机体组织。这些“前录音”也可以理解为社会调节(social conditioning)，例如，一种“中东女家长给美国上层中产阶级施加的充满大量性挫折和屈辱的教养”(《车票》，p.139)，不能巧合地对应伯勒斯自已的经历。文本中弥漫着对性欲强烈的厌恶感。性欲就是前录音的另一种体现。定期地重写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中关于将球形生物切成两半来造人的寓言，叙述者声称：“所有人类的性都是这种不卫生的安排，两个实体试图占据同一个三维的坐标点，发生了肮脏的争斗……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了将这一罐污水当做不朽(Immortality)、世俗乐园(Garden ofDelights）和爱(love）卖出去，就必需有一种系统化的挫折程序”（《车票》，p.52)。
两个实体努力占据同一空间的观念被垂直“分割线”进一步强化。穿过身体，“分割线”切切实实地印在骨头、肌肉和皮肤上，刚满月胎儿的神经管在这里闭合，开始生成躯干。[35]“分割线早早地印在人类的肉体上”表明前录音与机体组织的纠葛是多么复杂深入。前录音使分割线变得社会化，进入共同体的各种规范。在一个场景中，叙述者看见他的身体“在手术台上，从上到下被撕裂到了中间”，一个“拿着夹钳的医生正在从他的大脑和脊柱中提取螃蟹寄生虫一从分开的血肉中挤出绿色的鱼类寄生虫”。“天啊，太龌龊了”，医生惊呼。“困难在于这两半别的寄生虫迟早会侵入……让护士给他缝起来”(《车票》，p.85)。正如医生所言，身体总是准备着倒下。在自我中分割而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身体很容易受到各种不同的寄生形式占领和利用。寄生形式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身体的/物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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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