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叙述者，有关寄生虫侵入和感染的证据就是我们大家都曾经验过的内心独白。“现代人失去了沉默的选择权”，他声称，“努力获得哪怕十分钟的内心沉默，你也会遭遇到不断抵抗的组织强迫你说话。那个组织就是‘语/言’(the word)”(《车票》pp.49—50)。伯勒斯的计划是要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他能想象到的方式，以便停止独白，重写或者消除“前录音”，帮助主体摆脱“另一半”的寄生性侵入。“录音机对于这个计划非常重要；计划完全可以用录音机完成”，叙述者说(《车票》，p.162)。一种办法就是“将对话表面化”，将它“从头脑里取出来放到机器中”(《车票》，p.163)。他建议读者用录音机录下自己与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最后一段争论，把读者自己的争论放在一台录音机中，把朋友的争论放在另一台录音机中。然后两台录音机就可以相互争论，参与其事的人可以自由地停止或者重放这些对话。叙述者还建议用第三台机器记录随机的声音比如，新闻广播的片段一并且将它们混合起来。随机元素的介入非常重要；它不仅要让读者冲破个人的自我陶醉，而且要冲破声音和语言联手造成的文化包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说：任何命题将自身作为论据’”，叙述者评论说，并且像做出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前录音的世界(prerecorded universe)，唯一不(not)被前录音的事情就是前录(prerecording）本身；前录音本身要说包含随机因素的任何（any）录音(《车票》，p.166)。
在另一方面，随机性的介入也非常重要，因为伯勒斯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危险：通过自己的语言，他很可能会传播自己正在与之战斗的病毒感染。因此重要的是破坏性的技巧体现在文本自己的语言之中。这些技巧的范围，从他对“cut-up”的著名用法—藉此，他从物理意义上切断先前写成的叙述，并且武断地将它们拼接起来，到更加微妙的方法，比如，在不同的语言寄存器（linguisticregister）之间转换而没有任何过渡或者解释。[37]也许唯一最重要的策略是坚持不懈地运用文学的隐喻——或者换种说法，消除言与物(words and things）的区别。语言不仅仅像（like）病毒；它本来就是（is）病毒，通过宿主进行复制，正如血肉中绿色的鱼类以及螃蟹寄生虫在大脑和脊柱中分裂。在伯勒斯眼里，语言的物质效果不需要通过物理规训来调节身体的改革，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规定的姿态和手势来教习书法。利用作家的便利，他让语言直接在身体中爆发。另外，对身体本身的处理，在物理意义上似乎就是录音机，身体必须遵守的规范似乎就是控制磁带的复制、清洗和配置的原则。在此，文本表现世界中的铭写技巧和归并实践，以极具爆炸性潜力的电子人形态合成一体了。不难理解，电子人的爆炸性潜力是一柄双刃剑，因为语/言(words)具体化的感染性力量只能通过其他的言语进行消解。将语/言变成血肉，既是病毒感染的方式，也是疫苗消毒的方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血肉都不可能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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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